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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黛云:随大流是中国最坏事的东西
2012-10-11 16:08:14   来源:环球人物   点击:

从少年时代起,乐黛云便钟爱鲁迅,崇拜屠格涅夫笔下的革命女性,一腔热忱投身社会活动。

  “我今年81岁了。人过了80岁就有个觉悟,觉得自己自由多了。所谓‘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’,讲话没有什么顾忌。”仲夏时节,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家中,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乐黛云对记者笑言。
 
    年过八旬的她依然精神极佳,语速飞快,不时随口大段引述鲁迅的早期文章。她喜欢和年轻人交流,会用iPad,除了腿脚不甚灵便,在她身上,丝毫看不出年过耄耋的岁月痕迹,而言语和思想中的锋芒,经过岁月的沉淀,又更有了种冷峻的力量。
 
    从少年时代起,乐黛云便钟爱鲁迅,崇拜屠格涅夫笔下的革命女性,一腔热忱投身社会活动。而今,她依然关注着她毕生研究的中外文化交流课题,站上讲台发表自己的意见,对于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,她不惮直言批评其“肤浅”。就在不久前,“没有什么顾忌”的乐黛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各方热议的文章,她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化界有些人面向世界时态度不大对:要么逢迎西方思想和外国读者,要么就是大国主义。她提倡中国人应对自己的文化自觉而且热爱,对他人的文化同情而且了解,一言以蔽之,中国应向世界贡献思想。一字一句,都显示出一位知识分子对国家、对文化的担当。
 
    被鲁迅影响了的人生观
 
    1931年,乐黛云出生于贵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她的父亲教授外国文学,母亲读过杭州艺专,都很开明。当时的贵阳作为抗战大后方,云集了大批学者、知识分子,文化气氛浓厚。少时的乐黛云是个“反叛者”,迷恋文学,而她最喜爱的作家,就是鲁迅。“他早期的很多篇章,比如散文诗集《野草》中的《过客》、《影的告别》,对我人生观的形成影响很深。明明知道前面是坟墓,但还是要往前走,不能停下来。”她回忆道。
 
    1948年,17岁的乐黛云怀着“北上参加革命”的热忱,独自一人搭上一辆运货的大卡车,坐在大木箱中间一路颠簸来到重庆,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北大入学考试。原本报考英文系的她,因入学考试作文赢得了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先生的喜爱,被录取到了中文系。
 
    乐黛云坦言,在北大“没怎么念书”。入学后第一年就是迎接新中国成立,地下党组织学生动员教师留在大陆,乐黛云被选定动员沈从文。“那时候很幼稚,我还给他做了很多保证,可是仔细想想我凭什么给他做保证呢?”说及此事,乐黛云感慨颇多。
 
    大学第二年,正逢土地改革,年仅19岁的她被分到江西吉安,担任土改工作组组长,负责一个村庄的土改工作,也就是按照《土地法》的规定“划成分”。
 
    在土改中,一个裁缝的命运引发了她对这场运动的不安和怀疑。那位70多岁的裁缝终生未娶,一辈子在上海辛勤工作、省吃俭用,存下钱来就送回家乡买地,还周济村民,修路架桥,只求晚年安稳。不料在土改前3年,他的土地刚好凑够了被划为“地主”的标准。乐黛云试图挽救他的命运,却遭到严厉批判,被说成有“小资产阶级劣根性”。
 
    直到在北大的第四年,她才“算是读了点书”。毕业留校时,恩师王瑶教授力劝她不要研究现代文学,因为“政策不断变,今天这个对,明天那个错,还不如读读李白杜甫”。但出于对鲁迅的偏爱,乐黛云还是选择了现代文学。
 
    “她(乐黛云)为人坦诚率真,近乎天真,做事大刀阔斧,绝不忸忸怩怩,绝不搞小动作。有这样禀性的人,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中,能够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、戴上五花八门的莫须有的帽子,简直是难以想象的。”这是多年后季羡林先生对乐黛云的评价。
 
    而事实上,她的确没能幸免。1957年,在愈演愈烈的政治风暴中,乐黛云被划为“极右派”,开除公职、党籍,下乡劳动改造5年。在北京远郊的农村,乐黛云背石头、修水库、垒猪圈,远离了讲台,远离了她热爱的现代文学。重大的打击下,她也未觉得痛苦潦倒。劳动时,她总是系上一条在人群里最扎眼、最鲜艳的头巾,“也算是表达一种反抗”。 
 
    开创比较文学学科,“仿佛郭襄开创了峨嵋派”
 
    “文革”结束后,乐黛云被分配去负责北大留学生现代文学课的教学。为了讲好这门课,她开始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与欧美文学的关系,并发表论文《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》,引起学术界关注。1981年,哈佛大学为她提供了进修访问一年的机会,时年50岁的她独自登上了到美国的飞机。一年后,她又得到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访问研究机会。
 
    东西方鲜明的文化差异令她着迷。在一次讨论《小二黑结婚》时,一名美国学生的意见让她大吃一惊,那位女生最喜欢的人物是三仙姑。在一般中国人看来,这个40多岁、守寡多年还涂脂抹粉的农村妇女显然是个“坏女人”,但在这位美国女生看来,三仙姑有权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,却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欺压,是个令人同情的角色。
 
    回国后,乐黛云在多位教授的支持下,先在深圳大学,后在北大开创了比较文学学科。当时的学生们评价说,“仿佛郭襄开创了峨嵋派一样”。对于乐黛云的学术研究,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有一句非常精妙的概括,她做的是“有生命热度的学术”。
 
    70岁时,乐黛云退休,用桃李满天下、著作等身来形容一点不夸张,可是当她第一次拿到退休工资时,“想到不再是教师,不再有自己的学生了,心中仍不免凄凄惶惶”。这时候,90岁的季羡林安慰她说:“70岁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,我的很多书都是在70岁以后才写成的。”季老的话给了她无穷的动力,退休11年来,她从没有停下过工作。
 
    乐黛云是幸运的,不论是学术研究,还是思考社会,她始终有一个同行者——丈夫汤一介。两人在北大读书时认识,毕业时结婚,后都在北大任教。汤家是书香世家,汤一介的父亲、一代国学大师汤用彤,与陈寅恪、吴宓并称为“哈佛三杰”。汤一介自己也是哲学大家,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。在性格上,汤一介内敛沉静,乐黛云外向开朗,一动一静,相濡以沫60余年。汤一介这样描述两人的爱情:“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,是普普通通、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。他们喜欢自由,却常常身陷牢笼;他们向往逍遥,但总有俗事缠身!现在,小鸟已变成老鸟,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。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,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。”他们已将这一段话确定为他们将来的墓志铭。
 
    文化与文化相处,最根本的途径是对话,而不是用我的思想来覆盖你
 
    环球人物杂志:您最近谈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化与世界对话的问题。您认为中国文化和世界对话的底气来自哪里?
 
    乐黛云:这个问题问得好。要跟世界对话,首先要问我们拿什么跟人家对话?撒切尔夫人曾说,中国即便成为一个经济大国,也无法成为一个文化强国,因为中国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体系,只能当世界的制造商。我们中国真的没有思想可以提供吗?其实不是这样的。而我们自己,首先要对我们文化的根有一种自觉,就像费孝通先生讲的,要懂得自己的文化基因。如果你连自己文化的根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话,当然没有办法去和其他文化对话。
 
    我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位助教去法国已经快有20年了。我问过她,在法国这么多年,你对于法国文化的了解,是不是可以和钱钟书、陈寅恪那一代人相比呢?她说那不可能。我问她为什么?她说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底气,不知道该去了解什么,不知道法国文化哪些地方是中国文化需要的,哪些是可以和中国文化相提并论的,哪些可以用中国文化的因素去补充和修正,哪些可以被中国文化吸收。
 
    环球人物杂志:强调中国自己的文化基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复古吗?
 
    乐黛云:当然不是。现在一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显得很肤浅,比如对小孩子的教育,我的意见可大了。很多地方提倡背《弟子规》、《三字经》,我绝对不同意,把小孩子都弄得俯首贴耳地跟在大人后面,说一不二,那还怎么创造?年轻人应该是不断尝试探索的。
 
    我们应该继承中国最古老的传统,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发掘它好的一面,不是什么都继承。我们并不是没有提供给世界的好的东西,比如文化冲突是当前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,中国的“和而不同”理论可以为解决此一问题提供很好的思想资源,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,显然与此有关。这样的经验不值得提供给当代世界吗?再比如一个很重要的范例: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结合,持续百余年,在中国社会起了极大的作用,包含正面促进,负面影响,被发展、被修正,乃至被误解、被扭曲、被滥用……这是一个全世界都没有过的范例。我们怎么看待一个进步的、外来的思想进入到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?它怎样发生作用?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、非常值得总结的经验。
 
    了解自己,总结自己,这就是我们面向世界时首先要做的。
 
    环球人物杂志:您说过您不喜欢“软实力”的说法。
 
    乐黛云:我很反对这个说法。软实力是美国的约瑟夫?奈提出来的,他自己就说,其目的是要人们和美国一样思考,以便于服从美国统治世界的最大利益。我觉得这是美国提倡发展软实力的最根本理由和考量。我们为什么要跟着它跑呢?我们讲中国文化的影响力,是要影响,不是要征服和覆盖其他文化。
 
    早在公元前7世纪,当时的思想家史伯就讲过“和实生物,同则不继”,意思是不同因素聚在一起,就可以生出新事物;而把同样的东西加在一起,就不能发展。到了孔子,总结出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”。这是中国从古代流传到现在的一个文化的根。所以一定不能抛掉“同”与“和”的理论,而去追逐什么软实力,去苟同美国单边文化那一套。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出发点和美国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,并不是要压制其他文化,也不是单方面向世界灌输中国文化,更不是着眼于宣扬中国实力,说我们自己多伟大。我们的最大利益是世界文化的和谐共处,多元共生。
 
    环球人物杂志:中国文化怎样在国际上发挥这种影响力?
 
    乐黛云:文化与文化相处,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对话,而不是像以前那样,只讲统一思想,用我的思想来覆盖你。这个问题在国内也挺严重,很少尊重别人的思想和意愿。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,而不是我们喜欢吃甜的,就硬塞给人家,不管人家是爱吃咸的还是辣的。
 
    举一个例子,上世纪30年代,林语堂用英语写了《生活的艺术》,成为1938年美国最畅销的书,居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,且持续时间长达52星期之久,在美国重印了40多版,被译成10多种不同的语言文字。因为林语堂既了解中国文化,又知道西方读者的文化趣味;他的一切出发点都有坚定的跨文化思想基础;且文风平和、娓娓道来,而我们现在的语言表达,无论对外、对内都比较习惯于激烈的言辞。
 
    环球人物杂志:我们这些年在办孔子学院,包括在纽约时代广场用大屏幕做文化宣传,但看似效果并不太好。
 
    乐黛云:因为你在喊“加强软实力建设”,那么美国人就认为你是争实力,和他一样是文化侵略,因为他们对于软实力的定义就是这样的。至于在美国立个大屏幕之类的,我认为这完全是美国式的做法,是在讨好美国。
 
    我最不喜欢“公共知识分子”这个称谓
 
    环球人物杂志:您多次提到鲁迅对您的影响,他的哪些文章对您影响最大?
 
    乐黛云:我很喜欢鲁迅先生的《摩罗诗力说》、《破恶声论》,对他所阐释的尼采关于“非物质、排众数”、“破恶声、反庸众”等观念非常认同。现在仍然是这样。人云亦云、自己不动脑子、随大流,是中国到现在为止最坏事的东西。我还十分喜爱鲁迅晚期的杂文《由聋而哑》,一直警醒自己不可沦为文中描述的那种“末人”——从精神上闭目塞听的“聋”变成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“哑”。
 
    环球人物杂志:从您的个人经历和著作上来看,您一直是主张学术研究和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生活的。
 
    乐黛云:对。我的观念最根本的一条是:人活着要对别人有好处。
 
    环球人物杂志:最近“公共知识分子”的概念在社会文化圈里流行起来。您怎样看待“公共知识分子”?
 
    乐黛云:我最不喜欢“公共知识分子”这个称谓。我觉得这是西方的东西,我们中国传统里本身就有“士”的概念。所谓“士”,就是要忧国忧民,关心大众,关心社会。干吗要拿一个西方的“公共知识分子”的概念,套在我们自己身上,再按照它的样子去做?我不想说自己是“公共知识分子”。从前有选“十大公共知识分子”,我觉得很可笑。
 
    环球人物杂志:对于现在乐于介入社会的年轻知识分子,您怎么看?或者说,对他们持有怎样的期待?
 
    乐黛云:对年轻知识分子,我希望他们能有担当、负责任,健康地成长起来。社会是非常复杂的,很难用几条框框把它规范起来。
 
    环球人物杂志:据说您每次见到学生,包括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,都会问“最近读了什么书?”
 
    乐黛云:(笑)对,到现在我也要问。我觉得一个人总是要不断读书的,要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点书都不读的话,那简直脑子里要生锈了。
 
    我提倡大家看一些“小书”,从阅读里能够得到快乐的书。真正好的书籍应该让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看,而且能够得到愉悦。我始终认为精英文化和大众必须是连在一起的。(姜璐璐)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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